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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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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期(总第701期)

校发展规划处编 (开阔思路追求一流) 20121031



面对全球危机,中国应有自己的研判

----林毅夫在“CCER/CMRC中国経济观察”报告会上的演讲


关于国际危机的三种假说

  国外理论与舆论界普遍认为,美国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原因是由于国际贸易不平衡,中国和东亚经济体积累了大量外汇,导致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至今余波未消,仍在继续发展。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以后我们怎样来避免同样情形的发生?

  众所周知,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由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发。关于美国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原因,国外理论与舆论界普遍认为,是由于国际贸易不平衡,中国和东亚经济体积累了大量外汇,购买美国国债,压低利率,导致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引起了房地产的泡沫和股市的泡沫。这一观点把这场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外部贸易不平衡的东亚国家和经济体。

  那么,为什么东亚经济体积累了那么多外汇而造成这样的国际不平衡?理论界提出三种假说:第一,东亚经济体奉行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多了,贸易盈余当然就多。第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经济体为了自我保险而增加出口,以积累外汇。1998年亚洲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东亚经济体,像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吸取了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如果外汇储备不足的话,很可能给投机家一个机会来狙击一国的货币,造成金融经济危机,所以为了自我保险,就开始增加外汇储备。除了这两种说法,一个更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压低人民币真实汇率的政策。说中国政府人为地压低人民币汇率,造成中国出口大量增加,外汇大量积累。

  上面这三种假说所阐述的机制,似乎都可能增加东亚经济体大量的出口和外汇积累,然而危机发生前所出现的国际贸易不均衡是否真的由这三个假说所阐述的原因引起?对此需要结合经验数据进行考察。

  首先,关于东亚经济的出口导向战略。东亚经济体在近几年贸易顺差确实激增,但是,东亚经济体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出口导向战略,在2000年以前贸易基本平衡,就算有盈余,数量也很小。因此,出口导向战略不会是2000年以后国际贸易不平衡剧增的主要原因。

  其次,关于自我保险假说。如这个假说所述,东亚经济体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之后,经常账户的顺差剧增。然而,我们看到,日本和德国等拥有储备货币地位、无需以积累外汇来自我保险的国家,其经常账户的顺差在同一时期也一样猛增。而且,中国从2005年以后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积累也远远超过自我保险的需要。

  再次,是否是由于中国的汇率政策造成的呢?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现象在2002年开始引起关注,其后愈演愈烈。中国从2003年开始被指责人民币真实汇率低估,认为这是导致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罪魁祸首。然而,以下事实与此说法相去甚远:中国的贸易顺差直到2005年后才变大,在2003年时,贸易顺差比19971998年小,而那时人民币币值普遍被认为是高估而非低估。这里就出现了矛盾:不可能顺差变小,币值反而被低估了。在2005-200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个百分点,但国际贸易不均衡和中美贸易不均衡继续扩大。另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也同样增加。假如中国的汇率低估是国际和美国贸易不均衡的罪魁祸首,那么,其他和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处于竞争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应该都会减少。然而,数据显示,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不到1万亿美元,急剧增加到2008年的5万多亿美元。

  上述三个假说都认为东亚经济体是造成国际贸易不均衡的主因。然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虽然增加颇多,但东亚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却明显下降,这同样有数据为佐证:东亚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占61.8%降为2000-2009年间的44.9%。以上事实说明,上述三个普遍被接受的说法不可能是造成国际贸易不平衡和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中美贸易不均衡反映的是通过地区产业链的整合,轻加工制造业从其他东亚经济体转移到中国,随着这种转移,原来美国与东亚贸易的逆差也移转到中国,这也同样可以得到事实的印证。


  美国政策变化是危机的主因

  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放松金融管制政策,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作;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联储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这些政策造成流动性过剩和大量投机行为,直接导致泡沫的产生。

  我们需要一个和所有事实都能一致的新假说。新假说认为,国际贸易不均衡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及美国如下两个政策变化所致。第一,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放松金融管制政策,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作;第二,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美联储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以上政策造成货币和信贷资金急剧增加和过度的投机行为,导致美国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包括欧洲开始推行放松金融管制政策,放松金融管制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所以可信贷资金增加,流动性增加。同时,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经济破灭,照理说泡沫经济破灭后要进入一段萧条时期,但当时格林斯潘为了避免美国经济深度衰退,实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18个月内连续23次降息,导致利率从2001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前的6.5%降到1%,接近零利率。这就造成流动性过剩,造成大量投机行为。这些投机的钱在美国国内主要流到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造成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

  泡沫的财富效应使得美国的家庭过度消费。泡沫还没有破灭之前,大家都感觉到自己有钱了。有财富效应,再加上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金融创新允许家庭把房地产增值的部分套现出来销售,消费需求就增加了,美国老百姓负债占可支出收入的比重急剧增加。再加上美国政府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增加了财政赤字,使得国内需求和贸易赤字猛增。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这种赤字增加得以长期靠增发货币来维持。

  到了2000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消费品的主要供给国,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扩大,中国和给中国提供中间制造品的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就是它们的贸易顺差),也逐年扩大。

  由美国政策变化引起的流动性过剩同时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到发展中国家,从2000年的200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万亿美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2002-200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普遍达到了历史新高。发展中国家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导致许多出口资本品的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的贸易也产生大量顺差。许多国家的加速发展导致对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需求的快速增加,这进一步导致能源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资源出口国的贸易盈余。

  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在其他国家不能流通,各国中央银行只能将外汇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政府公债或其他金融资产,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资金大量外流到美国而压低了美国利率的假象。

那么中国的贸易顺差为何增加那么多?大的贸易顺差反映的是高的国内储蓄。国内储蓄高的原因,一般学者认为是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和人口老龄化。然而,上述原因不可能是中国国内储蓄率高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庭储蓄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和印度处于同一水平。中国储蓄率高的一个特色是企业的储蓄率高,其原因则是作为双轨制改革的一个遗留问题:金融过度集中在大银行和资本市场,形成对大企业的隐性补贴;自然资源的低税费;某些产业的垄断。消除上述扭曲是中国改善收入分配、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减少外贸顺差的治本之策。


  应该从危机中吸取的教训

  如果在国际贸易不均衡开始出现的20022003年,发达国家能够实事求是面对问题,提出有效对策,那么,这场全球危机或许可以避免或得到缓解。

  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有些经验教训值得吸取。中国有一句话: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国际贸易长期不平衡,对逆差国来讲,不管是不是外汇储备国,都绝对是不可长期维系的。如果在国际贸易不均衡开始出现的20022003年,发达国家能够实事求是面对问题,提出有效对策,而不是推卸责任,把自己的政策造成的问题说成是别人的政策引起的,那么,这场二次大战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或许可以避免或得到缓解。

  发达国家政府的委过于人的政策固然有其政治的考量,但也和学界的推波助澜有关。学者在研究问题时固然有基于政治原因而指鹿为马的,但更多的是瞎子摸象

  学者在研究问题时对现象的理解应该力求全面,不要局限于一点,满足于理论假说和所要解释的主要现象一致,而应该对任何理论假说多做推论,看是否每个推论都和已知事实一致。如果发达国家的学界能做到这一点,在国际贸易不平衡逐年加大时,他们也许早就能发现出现这个不可持续现象的真正原因,而帮助他们的国家制定药到病除的政策,或至少不会为他们国家委过于人的政策摇旗呐喊。

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各种矛盾冲突也会越来越多。从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前有关国际贸易不均衡问题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利用外国的理论作为依据来制定政策或谈判,中国会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的学者有责任,根据事实自建内部逻辑自洽而各种推论又能和各种事实一致而不是和单一现象一致的理论,这样才能把握我们自己的命运,不随别人的音乐跳舞。在国际谈判中,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化被动为主动,发挥崛起的大国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最近我提出的中国经济还有20年年均8%增长潜力的看法引起不少评论。其实,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主要是由后发优势大小决定的。

  在最近的一个演讲中,我提出的中国经济还有20年年均8%增长潜力的看法在媒体和学界引起不少评论。关于到2030年中国有保持年均增长8%潜力的观点,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上已经谈过,200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上也做过详细的论证。最近几年,在国内、国外的各种会议上也多次谈及。

  为何需要对中长期的增长潜力进行判断,这是因为这一判断会影响短期的政策选择和长期发展的绩效。一头小毛驴吃得再多也不可能长得和马一样大,但一匹马如果不给它足够多的草料,可能真的只能长得和一头毛驴一样大。

  中国还会有208%增长潜力的说法之所以会被有些学者怀疑,原因有二:其一,还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维持50年年均8%以上的增长;其二,高速增长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增长速度都放缓。然而,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20年翻两番,年均增长7.2%时,历史上也不曾有过像中国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国家,曾经达到那样的增长速度。而我们现在实际达到的是32年年均增长9.9%

  其实,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速潜力,主要不是由绝对收入水平决定,而是由后发优势大小决定的。据统计,以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当日本、德国等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其人均收入已达到美国的65%,而我们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收入还不足美国的25%。所以,同样是1万美元的水平,其后发优势的潜力相差甚大。

2008年我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在这个差距上,日本维持了209.2%、台湾地区8.3%、韩国7.6%的年均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发展轨迹和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相似,所以,我国应当仍有同样的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当然,上述所谈只是潜力,能否变为事实还需要我国一方面充分利用后发国家的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应不断克服困难,改革、完善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所必然存在的各种经济、社会、制度问题,给稳定、健康、快速、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创造条件。


  制度变革须与发展阶段相适应

  我们谈制度改革不能简单拿国外理论和经验作参照,而是必须结合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以及结构特性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政策才能让我们将年均近8%的增长潜力发挥出来。

  问:我理解您所说的208%的增长,有赖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那么按照经济发展规律,下一步服务业占经济增长比重会越来越大,而相对制造业来说,服务业发展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目前我们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制度性问题,会不会影响到您的这个判断?

  林毅夫:各种制度变革当然必须给生产力的发展、给产业结构的变迁创造条件。但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是需要研究的。因为我们现在谈制度,一般是以发达国家作为标准。我在世行工作的时候,企业经营指标也是以发达国家市场制度作为标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

  制度变革是需要的,但是制度必须跟发展阶段相适应,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制度是不一样的。经济学上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是,如果是在一个次优环境之下,进行最优制度的变革,其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比原来更差。这种情况下怎样进行制度变革是需要创新的,这也是我现在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想解决的问题。比如金融体制改革,过去谈金融体制改革无非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建立大银行体系,建立股票市场体系,但是发展中国家90%以上的生产活动还是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业也是相对中小型的,如果按照他们所讲的金融体制改革,造成的结果就是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生产活动根本得不到金融支持。实际上,这被认为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华盛顿共识”以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因为只有大企业才能得到金融支持。所以我们谈制度改革不能简单拿国外理论跟经验作参照,而是必须结合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以及结构特性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政策才能让我们将年均近8%的增长潜力发挥出来。

  问:您提到要用我们自己的政策,那么您怎么看待2008年我国政府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

  林毅夫: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中国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方面,的确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和经验确定的。因为危机发生以后,国际上理论界普遍受到理性预期经济学派影响,认为发生经济危机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的作用是加强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稳定。因为政府财政税收一定减少,社会支出一定增加,所以政府财政赤字一定增加,这是必然的。当然,中国政府跟其他国家政府推行的一样是凯恩斯主义,但是中国政府超越了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一个是减税,一个是投资,而中国政府所做的积极财政政策,用的是这样一个政府刺激,主要用在能够提高突破性消费生产上,这样一个经验我总结为超越凯恩斯主义,这是中国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执行的,现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推行的百分之七八十是这样的项目。

至于现在经济增速放慢是不是跟当时推行经济刺激政策有关,我个人认为放缓是必然的。一个原因是上一轮投资项目都在收尾,速度自然要放慢;另一个原因是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欧洲市场、拉美市场相对疲软,而出口目前所占中国经济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外部环境不好,国家投资没有回升,当然经济增长相对慢一点。所以新一轮有可能启动一定的相对宽松的反周期政策。前一轮有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吸取呢?我觉得有。上一轮积极反周期政策更多是用货币政策,比较少采用财政政策。用货币政策流向比较难监控,因此带来了物价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我觉得下一轮反周期政策同样应该是超越凯恩斯主义,但更多的是用财政政策而不是用货币政策。

(林毅夫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际(BiMBA)创始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摘自《解放日报》2012.09.15)


基础科学创新不是抓出来的

武 际可

在人类历史上,权力和金钱是能够驱使人们为之效力而建造奇迹的两样东西。

从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神庙到中国秦始皇的兵马俑和长城,近代的登月工程、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和三峡大坝,众多令人激动不已永留史册的雄伟工程,都是权力引导、组织和驱使的业绩。

早在汉初,晁错就认识到“民趋利如水走下”。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得更直白:“给予人们正确的环境,那么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可以提高全民的福利。”随着近代专利制度和各种物质刺激举措的实施,每年数以万计的各类专利技术的发明,引领汽车工业、电子工业、航空工业等部门飞速发展,在改善人类交通、通讯、娱乐和衣食住等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制造了很多像比尔·盖茨那样的亿万富翁。

然而,作为一个奇怪现象,在人类历史上,那些重要的基础科学的发明,却既不是权力导演的成就,也不是追逐金钱利益的猎物,而是发明者自由思考和不懈探求的结果。这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惠更斯的光的波动说、孟德尔的豌豆遗传实验、达尔文的进化论、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近年来数学上费马大定理和庞加莱猜想的证明等等,都是这样。

企图依靠政府权力的组织和引导,以达到科学突破的例子,莫如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他在上台演说中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攻克癌症,之后通过了一系列措施,导致国会通过了《国家癌症条例》。尼克松发表《癌症宣言》,又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癌症研究,使癌症领域的论文累计大大超过百万篇之多,然而,迄今美国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却比当年上升了70%。所以人们说,美国研究癌症的人员从这项计划中获益,大大超过癌症患者得到的好处。而有实效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却和这项计划关系不大。

科学能不能计划,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尼克松而外,在全世界相信依靠权力的计划、引导和组织会导致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突破的人并不在少数。以我国为例,对科研经费分配有权威的人们一定要把项目经费分为重点和非重点,还要设特大重点,把科学突破上的希望之宝押在重点和特大重点之上。除此之外,有关部门还设置了许多攻关项目,对这些特大重点或攻关项目的支持动辄以数百万以至数千万计,这个宝押得实在太大了。这还不算,在学校和研究单位还特意设置了名目繁多的重点人,把科学创新押在重点人身上。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有些管理者误以为抓基础科学的创新和抓产值一样,越抓得紧,会开得越多,给下面的条条框框越多,重点越多,创新就越多,给下面的工作人员压力越大就越有创新的回报。而且还有没完没了的报表,弄得基层研究人员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这实在是我们科学事业的不幸。

这还不算,人们还寄希望于“利益驱动”的机制来驱使科研人员创新,为此搞了许多新名堂,把研究人员的工资和他发表的论文数挂上了钩,以为研究人员为了获得较高的工资,就会很努力地去搞研究,成果自然会滚滚而来。

愿望都是良好的,然而播种下良好愿望的龙种,收获的却是大量的垃圾论文和学术泡沫以及屡屡见诸媒体的剽窃、抄袭和一稿多投等等劣质跳蚤。

事实上,许多著名学者早就认识到真正的科学是无法计划的,权力的驱使在这里是无效的。例如爱因斯坦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的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够做出发现。”并且告诫人们:“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

科学的非营利原则,说明想援引利益驱动的办法去推进科学的繁荣也是无效的。基础科学和技术不同,技术是可以用它创造的市场效益来衡量其重要程度的。因而利益驱动原则对于技术的发展能够起推动作用,但是对基础科学无效。爱因斯坦也曾说:“金钱只能唤起自私自利之心,并且不可抗拒地会招致种种弊端。”那种以发表文章数来计量科学家的“绩效“的做法,只会培养研究人员蝇营狗苟、追逐利益之心,它和人类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实在是对科学事业无益而有害。

我国廖山涛院士,因为微分动力系统稳定性研究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但是廖先生却一点也没有受权力和利益这两根指挥棒的影响。为了躲避没完没了的报表,廖先生从不申请科学基金。廖先生常说“只有小文章没有小杂志”,所以他发表文章从不挑选什么SCI的杂志,而只发表在国内的或校内的杂志上。然而他的研究成果却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正突破性的贡献。

廖先生的经历有力地说明爱因斯坦看法的正确性。基础科学的创新,不是抓出来的,而是冒出来的。只有在宽松、民主、思想自由的氛围下才能够“冒”出来。哪里“抓”创新的力度越大,也就是权力介入科学事业越多,哪里就越没有创新;相反,哪里除了保证研究人员生活上的必要条件而外,实行“无为而治”,哪里便说不定倒会“冒”出创新来。历史上类似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伟大创新都不是抓出来的,而是“冒”出来的。这就是通常说的,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职责,就是要营造这种民主和自由的环境。那么,什么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自由环境呢?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就是:每个人要有言论自由,包括发表的自由和教学自由;每个人在必要的劳动之外还要有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自由。这两种自由,他称之为外在的自由。对于科学和一般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还需要一种内心的自由,这就是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要有自由地独立思考的精神。像苏联把计算机的发明当做唯心主义来批判、吹捧所谓李森科学说而压制不同学派。像我国在相当一个时期,不允许计量经济学、社会学发展,强使许多学有专长的专家转行,生物学的摩尔根遗传学遭到批判不允许研究和教学,乃至在“文革”中愚蠢到批判相对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总结的沉痛的历史教训。

其次,应当给每一个研究人员提供无后顾之忧的生活条件,即没有住房和吃饭等生活上的困难。

在以上两重外在自由得以满足的条件下,科学研究人员有没有创新,创新冒不冒得出来,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素质了。他们对已有成果的掌握的好坏,他们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心理影响的深浅,都会严重影响他们是不是能够做出新的研究成果。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研究人员的内心的自由。

(摘自《中国科学报》2012-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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